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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司監事會

來源:注冊海外公司上海站 發表時間:2012-02-02 15:59 點擊:

 

本文主要探討日本公司監事會之研究,首先剖析日本公司制度的基本架構,包括法人資本主義、主銀行體制、和公司職工主義;其次追溯日本監事會之淵源與演進,多次修改終于確立外部監事制度與監事會法制化;再次深入了解日本監事制度之權限及關系,其中有監事會職權、監事職權、會計監事職權之區分;尤其日本外部監事之運作與功能,更是日本公司監事制度之特色,最后結論日本除繼受歐陸英美法系制度外,更因屢屢修正國內企業弊病,而發展出具有本國特色的監事會制度,值得借鏡與學習。

一、前言

日本公司立法借鑒以德國法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及以美國法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基礎上,有所創新形成頗具特色的公司組織體制。日本商法自制定起繼受德國法模式,但在1950年(昭和25年)商法修改導入美國董事會制度,賦予董事業務監督權,剝奪監事的業務監督權,監事會僅對公司會計進行監督,而1974年(昭和49年)商法修改后又恢復監事的業務監督權限。日本公司治理結構大多為聯合商社形式,即以金融機構為核心,涉及不同產業的公司企業集團;公司股權和債權的集中相對較高,銀行是公司最重要的大股東,同時亦是公司主要融資來源。所以銀行可以透過董事會,及控制公司融資渠道等方式來進行監督。日本公司內部監事制度兼具德、美模式,形成日本特色,日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地位不及美國公司,監事會地位不及德國公司。

二、日本公司制度的基本架構

(一)法人資本主義

法人資本主義是日本戰后經濟運行的突出特點,體現公司股權結構由金融機構、財團與社團法人、實業公司等法人作為持股的主體,而個人持股所占比例較小,故個人在公司治理的權力體系中作用不大。日本公司法人資本主義特點有二:

1、以法人股東為中心而相互持股形成穩定股東

控制公司股權主要是法人股東,即金融機構與實業公司法人相互持股,亦即銀行與公司之間,公司與公司之間相互持股(Mutual Shareholding)。持股的目的只在于使股東穩定化,相互支持和相互控制,此類股票不輕易出手進入證券市場,股價的作用對經營者影響甚微。相互持股法人占有股票的目的,不是為得到較高股價與股利,而是為公司間的聯系和獲得控制權,即使股息大大低于利息水平,亦不進行買賣,故買賣周轉率很低。在相互持股控制的情況下,如果甲方對乙方提出不信任,乙方反過來也會對甲方提出不信任,結果誰也控制不了誰。但在多邊相互持股的情形下,如果有一個法人績效太差,其余持股法人當然就會群起而攻之。50年代前半期,日本因為修改壟斷法,放寬對金融機關和事業法人持股的限制,故出現股份向法人集中的現象,個人股東的持股率不斷降低。

1964年日本加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許諾實行資本自由化,經營者因為擔心自己公司被外國投資者接管,便力圖通過相互持股來對付這種威脅,此即「穩定股東」(Stable Shareholders)工作,結果公司相互持股得以完成,90年代日本上市公司中,90%以上企業擁有占本公司半數以上股份的穩定股東,換言之,法人股東所持有的股份,不以股利和資本收益為目的,而是為獲得控制權,一定程度上影響被持股公司的經營,不隨股價變動而拋售,因此比較穩定,此即形成「穩定的股東」。日本法人相互持股的股權結構,對穩定公司企業間長期交易關系發生重要作用,雖然其違背股份公司的股東主權原則,使股份公司的監督機制流于形式,但由于法人股東相互持股,彼此影響力亦相互抵消,故達成某種默契,互不反對彼此公司的議案,最終贏得股東會的控制權,此亦被稱為「利益星座」。

2、經營者主權成立而個人股東權益犧牲

日本商法明確規定,股東會選舉董事和監事,再由董事會選舉經營者,而實際上經營者所提名董事候選人,在股東會上原封不動地通過,換言之,經營者選舉董事,董事會選舉經營者,亦即等于經營者自己選舉自己。故經營者不但脫離股東會的控制,亦擺脫公司監事會的監督,從而掌握公司的控制權。而由董事組成的「業務會」或「經營者會議」,代替董事會進行最高經營決策的角色,而其又是經理的輔助機構,具有最高業務執行機構的功能,此種最高決策機構與最高執行機構的統一,是日本公司權力制度的一大特色,從經理到董事既是決策者,又是執行者,使日本的經營者在公司幾乎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法人股東只能借助其為法人公司的代理人,參加股東會,對被持股的公司實施監督與控制,而作為最終所有者的股東會被架空,亦即在公司經營上主導關鍵作用,并非是真正的股東而是經營者。故主要由法人股東組成公司最高權力機構的股東會很難發揮作用,而個人股東持有的股票游離分散,原則上對公司根本起不了作用。經營者不但脫離股權所有者的監督與控制,經營者亦掌握和控制董事會,使其能夠行使公司的決策權和執行權。

股份公司制度是利用股東出資的資金從事商業活動,再將獲得的利潤作為股息返還給股東,因此要求分配股利是股東的正當權利。日本公司企業無論經營業績如何,分紅水平總是固定,造成此種政策乃因法人股東相互持股的緣故。即如果一方要求增加股利,另一方同樣要求增加股利,在互相制衡下,彼此不要求增加股利。而日本公司自有資本率很低,公司資金來源方面對個人股東依賴程度較低,致使個人股東地位相對低下,反之日本金融機構作為公司大股東,是公司資金的重要來源,但其并不關心股利,其僅透過與該公司的金融交易而獲得利潤,故日本股份公司最重要的股利政策變得毫無意義,最終使一般大眾的個人股東權益遭受損害。

(二)主銀行體制

主銀行體制(Main Bank System)是指銀行透過資金供給、參與經營決策及企業重組等手段形成對公司控制和監督的制度。日本戰后迄1980年代中期以前,主銀行體制是日本企業體系存在的強力監控機制,絕大多數企業集團是以一個主銀行與大公司為中心,主銀行不僅是公司的主要融資來源,亦是公司重要資金籌措提供者,即主銀行兼為股東與債權人雙重角色,可以透過公司賬戶資金往來情形,隨時得知公司財務訊息,經常在適當時機介入公司的經營與管理。就公司治理機制而言,主銀行發揮相當有力與有效的監控功能:第一、普通投資人因為與公司經營發生信息不對稱的現象,無法有效執行監控,主銀行因為長期投資與借貸等關系,握有豐富的公司信息,可以更有效監督公司經營;第二、眾多投資人一起監控,不僅產生「集合行動」的實施困難問題 ,監控費用亦將過分高昂而使投資人裹足不前,但若由主銀行以其專業知識統理監控,將大大縮減所需費用與成本。銀行藉助于貸款融資而擁有比其它股東更快獲取公司信息的天然優勢,所以銀行的監督成本最低,正因為日本公司股東結構中有主銀行大股東,致使公司內部人控制的經理及其它高級管理者的成本降低到最少限度;第三、主銀行不僅是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亦是公司的主要貸款人,銀行作為債權人,必須對公司生產經營活動進行監督,必然會積極調查并掌握公司生產活動的有關信息,并對其貸款作事前、事中、事后的監督;第四、若公司企業經營情況正常,主銀行并不介入公司經營內容,但當公司經營陷入困境,甚至破產可能時,主銀行在衡量各種情事,就會掌控主導權,積極協調救助該公司企業,此即「主銀行之干預」,顯然公司與銀行事前商定,發生財務危機時誰將接管公司作為管理者,故財務上陷于困境的公司,管理控制權就會轉移到主銀行手中,而在正常或有利財務狀況下,主銀行股東的控制力并不可見,但對經營管理者卻一直隱含監控的壓力,因此主銀行的特點既不附屬于公司亦不與公司分離。故有學者認為,主銀行所具有此種監控功能,實際上是將美國法上藉由敵對收購而生的公司控制權市場等外部監控機制內部化 。

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府大力推展金融自由化及國際化結果,促使日本公司利用發行新股或轉換公司債等直接融資方式,籌募所需資金,漸漸產生「遠離銀行」之現象。故銀行不僅無法以其債權人身份全力實施監控公司,當時又陷于泡沫經濟的狂熱情勢,銀行爭相貸款予公司從事各種投機炒作,反被公司利誘操控,更因景氣低迷、經濟失控、呆帳叢生、信用緊縮,致使日本產生1990年代泡沫經濟,陸續爆發各種企業丑聞,稱譽世界著名公司瀕臨破產邊緣層出不窮,究其原因,主銀行幾乎喪盡對公司監控的功能,進而當日本經濟出現重大危機,公司效益滑坡大量出現,終將導致主銀行經營狀況惡化,整個金融商業體制搖搖欲墜 。1998年日本啟動金融制度的變革,逐漸削弱主銀行體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主銀行不再扮演「可以最后求助借款人」的角色,反而盡早將資金從陷入財務危機的客戶公司迅速抽逃,論據證明傳統的主銀行公司治理體制已經不適應目前的經濟形勢,主銀行因為對公司沒有進行足夠監控和信貸評級而受到譴責,在篩選過程中太依賴土地擔保,故有評論家認為由此而來的主銀行治理無效致使泡沫經濟更加惡化,是滋生公司丑聞的溫床。日本公司治理變革的未來發展軌跡是要透過機構投資者來完善對公司企業的監督 ,代替主銀行體制成為公司的主要股東 。

 

 

(三)公司職工主義

日本公司經營體制一般被稱為「公司職工主義」(Employee Corporatism) 或 「員工主權式」 的經營體制,即公司高階主管人員及董事長,幾乎全數由低階職工逐步晉升而來,因此與職工形同一體的最高經營主管(董事長)對公司享有絕對支配權,專司執行業務董事會的董事,甚至專責監督工作監事會的監事,其任免幾乎都操控于董事長。在此情況下,藉由股東會、董事會或監事會等內部監控機制,以達監督控制經營者的目的,無異緣木求魚。日本公司職工與公司形成命運共同體的關系,乃藉由公司的年功序列制度(Seniority System)、終身雇傭制度(Lifetime Employment System) 、公司內部工會及福利,使全體職員與公司有著休戚與共的關系,經營者、職工、及公司結成「命運共同體」,產生巨大的凝聚力。

日本職工在公司中獲得內部晉升的可能性很大,高層經營管理者候選人的推選過程有時似像一場「排除異己大賽」或「非升遷即出局」的游戲,其傳統文化背景,一個職工若其工作表現不足以升遷,一生可能永遠在其工作崗位直至退休,或者被迫自愿離職去其它公司。若稱職的職工就能夠在公司生存或晉升,因此一個職工的資質和努力要經過公司長時間的審查和監督,故來自內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壓力,對高層經營管理者候選人起到制約作用。而且壓力在其登上高層經理的寶座上,仍然發揮效力,例如日本大公司的前任首席執行官通常是終身雇傭,他們仍身居總裁或顧問的高位,雖不是在幕前,但對年輕的高層經營管理者仍有很強的控制力。隨著當前瞬息萬變的商業環境,以往充斥著官僚的年功序列制度已經不能適應當今首席執行官選拔過程,職工一步一步連續晉升到「好職位」的經營管理者,但其并不一定能夠勝任解決公司現在或將來的經營困難,最近日本大公司率皆選拔「另類高層經營管理者」,他們沒有長期經歷「年功序列制度」的選拔,通常僅擁有高學歷的國際經驗,而不受公司傳統的約束,大刀闊斧的對公司進行重組與革新,而實際上的確亦提高公司業績作出回饋的貢獻。

三、日本監事會之淵源與演進

(一)1899年(明治32年)之商法

日本商法于1899年(明治32年)制定后,迄1950年(昭和25年)修正前,是仿德國商法,將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機關,采三權分立之思想,股東會為意思機關,董事會為執行機關,而監事(監察人)為監督機關。規定業務執行機關的董事與業務監督機關的監事,其選任與解任皆由股東會為之,股東會為最高意思機關,若法律與章程無相反規定時,股東會得決定公司一切事項,包括業務經營范圍。至于監事之權限,主要在于監督董事業務之執行,包括對董事之營業報告請求權,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之調查權等,除「業務監督」外,還得為「會計監督」 。監事在本質上雖然為業務監督機關,但解釋上包括會計監督在內,亦即當時制度仍屬業務監督與會計監督尚未分化的立法體制。因為股東會的獨大,且監督權限的不完備與不重視 。監督機關在這個階段,日本商法并未賦予監事實質監督與糾正權,而僅止于監視權 。

(二)1950年(昭和25年)之商法

此次商法修正要點:第一、去除股東會的萬能性格,規定股東會之決議范圍,以商法或公司章程所規定之事項為限,其它未列入商法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均屬于董事會之權限,使股東會權力大為削弱。第二、實行「董事會中心主義」,將公司業務執行決定權劃歸董事會,董事會是公司的執行決定機關并享有業務監督權。由于擴大董事之權限,為確保其慎重且妥適的行使權限,故引進美國之董事會制度,由全體董事組成會議體制的董事會,賦予有關業務執行的意思決定與業務監督的權限;同時設置「代表董事制度」(Representative Director System ),由董事會推選一名或數名董事代表公司負責執行公司內外業務,并對外代表公司。由董事會負責對代表董事進行業務監督,即「代表董事」系依照董事會所為之意思決定具體執行業務與代表公司之機關,故「代表董事」為董事會之下屬機關;至于不擔任代表董事之其它董事,除非依章程規定賦予其在公司內部有擔任業務執行權限之所謂「擔當業務董事」(役付董事)外,只是董事會之成員,不能當然獨立的代表公司或執行業務 ,故日本董事會內部已實行經營決策與業務執行的分離。第三、削弱監事的職權,即借鑒英美法系的制度,將公司業務監督權劃歸董事會,擁有業務監督之權限;監事僅行使財務監督權,并將監事的權限縮減在「會計監督」;亦即以往擔任業務與會計監督的監事,在這次修法中,將其業務監督權轉移至董事會,監事遂成為會計監督機關,在公司內部之權限,相較于修法前,更形萎縮。由于日本商法此次修正,將董事會權限擴大,監督權限縮小,造成董事會對董事之監督無法發揮預期效力。1964年(昭和39年)至1965年(昭和40年)間,日本經濟不景氣,對社會具有影響力之大型公司,如山陽特殊制鋼股份有限公司等,因過度投資的放任性財務操作,累積龐大的資金負擔,卻因公司意圖粉飾決算而爆發企業監控不實,社會各界對公司監督權制度遂提出強烈之批評,故此次制度之變革,并未達到預期之效果。

(三)1974年(昭和49年)之商法修正及商特法之制定

日本于1974年(昭和49年)修改商法時,大幅修正監事制度,除擴大監事職權及加強監事地位,并恢復監事對董事之業務監督權(商法274Ⅰ);為利其職務之執行,更賦予出席董事會陳述意見權(商法260之3Ⅰ)、董事違法行為之制止權(商法275之2)、公司與董事間訴訟時之公司代表權(商法275之4)、各種訴訟之提起權(商法247Ⅰ、249Ⅰ及280之15Ⅱ等)、對公司及子公司之營業報告取得權及業務財產狀況調查權(商法274Ⅱ、274之3)及公司決算書類之監督權(商法281)等廣泛權限。本次修正并未變更董事會之內部業務監督權,因此董事會與監事并列為兩個業務監督機關,此種監督機關之設計,更為舉世所僅見 。至于強化監事之地位,則禁止監事兼任子公司之董事、經理或其它職員(商法276),延長監事的任期原則上二年(商法273Ⅰ)、承認就監事的選任及解任得在股東會陳述意見的權利(商法275之3)等規定,皆在強化監事地位之獨立性。

日本同時為加強對股份公司的財務監督,特制訂《關于股份公司監督的商法典特例法》,簡稱《商法特例法》或《商特法》,針對公司規模之大小,設計不同之監督制度,強制大型股份公司設置雙重監事制度,即大型股份公司除按商法規定設立監事外,并強制規定必須設置會計監事,根據此一法律,資本額五億日圓以上之所謂「大公司」,除監事外,應設置專司會計監督之會計監事(商特法2),至于資本額一億日圓以下之小公司,監事僅得實施會計監督權,而無業務監督權(商特法25),又監事擁有會計監事任免同意權(商特法3Ⅱ、6Ⅲ)。對于小型股份公司,商特法雖然沒有要求設置會計監事,但監事的財務監督職權大為加強。

(四)日本1981年(昭和56年)商法及商特法之修正

1974年(昭和49年)日本監事制度重大變革修正后,1975年(昭和50年)初期仍發生多起企業丑聞及違法經營之重大事件,如洛克希德事件導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下臺,日本深覺有再次修法以充實企業自主監督功能之必要,遂在1981年(昭和56年)修正《商法》及《商特法》,以謀求監事制度之健全發展。

在《商法》修正部分,系以充實企業自主監督機能為重心,第一、強化監事的權限(商法260Ⅲ),如賦予監事召集董事會之權利,即監事認為董事有逾越公司所營業務范圍之行為,或其它違反法令或章程之行為,或有為此等行為之虞時,應報告董事會。于必要時,監事得請求召集董事會(商法260之3Ⅱ、Ⅲ);第二、保障監事獨立性,明定董事與監事之酬勞應分別訂定(商法279),并增訂監事請求預付職務執行費用時,公司非經證明該費用就監事之職務執行并無必要,不得拒絕。監事執行職務而支出費用,請求該費用及支出日后之利息償還,或因執行職務負擔債務,而請求代為清償,或該債務未屆清償期而請求提供相當之擔保時,亦同(商法279之2),以確保監事有充足費用進行必要監督。

在《商特法》修正部分,重點包括:第一、采取擴增大公司的范圍,將負債總額二百億日圓之股份有限公司納入大公司之范圍(商特法2);第二、大公司復數監事制度,即強制大公司應置二人以上之監事(商特法18Ⅰ),俾使公司監督事務,得由復數監事合理分擔,提升監事執行監督職務之效益性與確實性 ;第三、大公司常務監事(常勤監查役)制度的法制化(商特法18Ⅱ);第四、為期監事與會計監事之合作,并擴大監事對會計監事選任與解任之權限(商特法3Ⅱ、5之2Ⅱ)。

(五)日本1993年(平成5年)商法及商特法之修正

日本有關監事制度之規定,歷經1974年(昭和49年)及1981年(昭和56年)兩次較大修正,1986年、1989年、及1990年零星草案或修正 ,已大致完備,但日本商業環境在1991年前后期間處于內憂外患事件中,外在環境因1989年6月,日美欲就造成雙方國際收支不均衡障礙之構造問題進行協議,日本政府對美國要求引進外部董事與監察委員會制一事 ;內在環境則因1991年至1993年(平成3年至平成5年)期間,證券金融界陸續發生多起丑聞事件,促使日本就監事制度再作修正。1993年(平成5年)就商法與商特法在監事制度之修正要點,《商法》修正將監事之任期延長為三年(商法273Ⅰ),《商特法》修正包括大公司之監事人數調整為三人以上(商特法18Ⅰ),大公司引進外部監事制度(商特法18Ⅰ),確立監事會制度(商特法18之2);其中最值得注意即是對大公司引進「外部監事制度」及「監事會法制化」。

1、外部監事之制度

依新修正的《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之規定,在大公司三名以上的監事中,至少須有一人,在就任監事以前五年內,未曾擔任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董事、經理、或其它職員。其目的藉由外部監事的導入,使其與公司內部監事共同協力,建立更加健全的監事制度。期由精通公司業務執行,具有豐富情報收集能力及分析能力的內部監事,及因與業務執行保持一定距離而能客觀評審業務執行妥當性的外部監事相互合作,以對公司業務和財務進行有效監督。考慮到必須與公司業務毫無瓜葛的所謂「純粹外部監事」的不易,此次修訂僅要求「相對的」外部監事,其監事只需在其就任前五年之間未曾擔任公司董事、經理、或其它職員即可。大公司未設外部監事者,對怠于提出外部監事選任議案的董事處以一百萬日圓以下處罰。

2、監事會之法制化

《商法特例法》第18條增加大公司監事的法定人數,并建立常駐監事制度之同時,在《商法特例法》第18條之2第1款明文規定:「大公司應由全體監事組成監事會」的組織。設置監事會之目的,在于提高企業監督的效能,協調復數監事的調查事項,交換公司監督的共通信息,而不影響監事獨立行使職權前提下,作成監督報告書,故參酌德國法相關監事會的運作,以強化監督機制。在《商法特例法》第18條之2第2款規定其權限:「除法律所定之權限外,監事會得以決議訂定監督方針、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之調查方法及其它有關監事執行職務之事項。但不得妨礙監事行使其權利。」總括監事會之權限包含:1、決定公司監督方針及方法的權利;2、要求會計監事或董事報告的權利、受領董事或清算人所提計算書類的權利、及受領會計監事所提審察報告書的權利;3、作成監督報告書的權利;4、事先同意董事向股東會提出之會計監事選任案與選任、解任常務監事的權利。

(六)2001年12月商法之修正

日本公司監事制度不斷修正強化,但在制衡機制上仍有瑕疵,即由誰確定監事人選的問題,按法律規定,監事由股東會聘任(商法280、254)。但規模大的上市公司股東會,事實上幾乎只通過公司的提案,故最重要的是誰擁有公司提案內容的決定權,召集股東會的職權原則上歸董事會(商法231),按此規定,可以了解監事的人事議案決定權屬于董事會,而董事長掌握著董事會的實權,因此實際上,本應接受監事監督的董事長進行監事候選人的提名。日本于2001年12月針對此一問題修改,按修改后的《商特法》第18條第3款規定,大公司董事向股東會提出監事人事議案時,須得監事會的同意,監事會根據決議,亦可要求董事提出監事人事議案。修改后法律亦進一步明確「外部監事」的定義,修改前要求就任前五年內不是公司的相關者,修改后的法律取消五年的限制,對于監事的標準,更達到「純粹外部監事」的要求;同時規定過半數的監事必須是外部監事(商特法18Ⅰ),但這一點內容暫緩三年施行(附則1)。還規定大中小公司的監事,其任期都是四年(商法273),監事有義務出席董事會,認為有必要時,應當陳述意見(商法260之3),又新規定監事有關辭職的意見陳述權(商法275之3Ⅱ) 。

四、日本監事制度之權限及關系

《日本商特法》第18條之2規定由全體監事組成監事會,監事會除有法律規定的職權外,還可以議決的方式決定監督方針、公司業務、及調查方法等與監事執行職務有關事項。雖然監事在監事會有要求時,無論何時均必須向監事會報告執行職務狀況,但監事會并不能妨礙監事行使職權,表明立法者意圖確實不再以「會」代「人」,維持「監事個體主義」的運作。監事會的決議應以全體監事的過半數同意通過,但因會計監事違反職務上義務或怠于執行職務而將其解任時,決議應在監事全體一致的情形下方能通過。同時日本《商法》有關董事會的召集權、召集通知、召集程序、及會議記錄的規定,適用于監事會。日本的股份有限公司均須設置監事,監事由股東會選舉產生,每位監事都可獨立行使職權,監事的職責主要是對公司會計和業務情況進行監督,制止董事在業務中違法行為。如調查和隨時要求董事報告業務及情況、審查董事向股東會提交的報告、制止董事的違法行為等。又日本《商特法》規定資本達到一定數額的大公司應當設立會計監事或檢查人。會計監事是具有注冊會計師資格的會計專家,是公司依法聘請的外部人士。檢查人則為臨時設立的監督人士,或者由主管機關委派,或者由公司自行選舉產生。

(一)監事會之職權

1、解任會計監事與選任臨時會計監事權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可由監事會以決議解任會計監事:(1)違反職務上的義務或怠于履行其職務時;(2)有與會計監事不相稱之劣跡時;(3)因健康原因發生執行職務障礙或不勝任其職務時。監事會解任會計監事,應向股東會報告理由,被解任的會計監事亦可出席股東會申辯。會計監事缺員或欠缺章程所定會計監事時,監事會可以過半數同意的決議選任臨時執行會計監督執行者(商特法6之2、3、4)。

2、決定監督事項權

監事會可以決議決定監督方針、調查公司業務及財產的方法及其它有關監督事項,但不得妨礙監事行使職權。監事會有要求時,監事應隨時向監事會報告其職務執行狀況(商特法18之2)。

3、聽取董事報告權

董事對監事會有報告之義務,董事發現對公司有顯著損害之虞事實時,清算人應將會計文件及其附屬明細表提交監事會,監事會應向清算人提出監督報告書(商特法19、商法420Ⅰ、Ⅱ)。

4、受領董事提交文件權

董事應向監事會提交計算文件及附屬明細表(商特法12),監事會可得到董事會的報告書(商特法8、12、13、19Ⅰ,商法274之2)。

(二)監事之職權

分為大股份公司監事之職權與小股份公司監事之職權:

1、大股份公司監事之職權

為提升監事的法律地位,明確其作為三足鼎立的公司機關之一的權威,根據日本《商法》和《商特法》的規定,大股份公司監事的職權是:

(1)調查權:監事有對公司及子公司的營業報告請求權、業務財產狀況調查權(商法174之3、274Ⅱ)。

(2)業務財務監督權:監事擁有對董事、經理、及其它公司職工的報告請求權以及對子公司的營業報告請求權;對公司、子公司的業務及財務調查權;監事有向董事會報告董事違法行為的義務(商法260之2Ⅲ)。

(3)出席陳述權與召集權:監事出席董事會,可陳述意見(商法260之3Ⅰ)。監事認為董事為不屬于公司經營范圍內之業務,及其它違反法令及章程的行為,或有上述行為之虞時,應向董事會提出報告(商法260之3Ⅱ)。前款情形,必要時,監事可請求召集董事會(商法260之3Ⅲ)。董事會未于五日內發出以請求日二周內之日為開會之通知,監事得自行召開董事會(商法259Ⅲ、260之3Ⅳ)。

(4)監督職務權:日本《商法》第274條第1款規定:「監事監督董事職務之執行。」「職務」之概念較「業務」為廣,除有關公司經營之日常業務外,尚包括如發行新股等有關公司組織事項等董事「職務」上之行為。監事既對董事之職務有監督權,公司業務自然亦在其監督范圍之內。監事可隨時要求董事、經理人、及其它使用人報告營業情況,或隨時調查公司業務及財產狀況(商法274Ⅱ)。

監事之業務監督權范圍如何?系僅止于監督董事執行職務之「合法性」,或者及于董事執行職務之「妥當性」?在日本曾經引起討論,贊成與反對者各有立論 ,贊成者認為監督權范圍不及于業務執行之妥當性,因為公司之經營者于業務經營之范圍內,應享有自由裁量、自由決定之空間,不應受到監事之干涉;反對者則認為,《商法》第274條第1款規定,監事監督董事職務之執行,并未將董事職務區分為合法性與妥當性兩者,監督權之行使自及于妥當性之范圍;亦有認為,監事設置之目的,不僅為維護公司及股東利益,防弊于前,更是共同為公司全體謀取最大利益,基此立場,公司業務執行之妥當性,系屬謀取公司利益重要一環,自應屬于監事監督權之范圍內。

(5)接受與要求報告權:董事發現有顯著損害公司利益之虞事實時,應立即向監事報告(商法274之2)。控制公司之監事為執行其職務,在必要時可要求從屬公司報告營業情況(商法274之3Ⅰ);從屬公司若不即為報告或為確定其報告之真實而有必要時,監事可就要求報告之事項,調查從屬公司的業務及財產狀況(商法274之3Ⅱ)。監事對會計監事的報告有請求權(商特法8Ⅱ)。

(6)文件調查權:監事調查董事在股東會上提出的議案及文件,認為有違反法令或章程或顯著不當的事項時,須向股東會報告其意見(商法275Ⅰ)。

(7)停止請求權:因董事違反法令或章程的行為,對公司產生顯著損害之虞時,監事可請求停止董事的行為(商法275之2)。

(8)任免發言權:監事可在股東會上就監事的選任或解任陳述意見(商法275之3)。

(9)訴訟代表權:公司與董事間的訴訟,以及少數股東對董事的代表訴訟,均由監事充當公司代表(商法275之4)。

(10)取消訴訟權:監事于下列各種情形,可提起取消股東會決議的訴訟,(1)違反召集的程序、或決議的方法、或章程,或顯著不公正時;(2)決議的內容違反章程的規定時;(3)如對決議有特別的利害關系的股東,因行使其表決權,作出不當的決議時(商法247Ⅰ)。

2、小股份公司監事之職權

日本《商法》關于監事職權的規定不適用于小股份公司監事,小股份公司監事的職權由商特法規定,小股份公司不設會計監事,也不設監事會,公司的監督權全部由監事行使。所謂「小股份公司」是指資本額在一億日圓以下的股份公司(商特法22Ⅰ)。由于不設會計監事,因此《商特法》增強監事的財務監督權,如規定監事應調查董事向股東會提出的會計文件,向股東會報告其意見;監事可隨時閱覽或抄錄會計帳簿及文件,或請求董事或其它使用人提供會計報告;監事為執行其職務,必要時可以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董事應向監事提交計算文件及附屬明細表,供監事審核,由監事向董事提出監督報告書。但商特法規定,關于公司與董事間訴訟的公司代表,由董事會指定,但股東會有指定時,則服從股東會的指定(商特法24)。

(三)會計監事之職權

日本于《商特法》關于大股份公司的特例規定,資本在五億日圓以上或負債兩百億日圓以上之大股份公司必須設「會計監事」。對于商法所規定的財務報表及附屬明細表,除由監事監督外,應受會計監事監督(商特法2)。

會計監事可隨時閱覽或抄錄公司會計帳簿及文件,或請求董事、經理人、或其它使用人提供會計報告,執行職務必要時,調查公司業務與財務狀況。執行職務必要時,可要求子公司提供會計報告,或調查子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子公司有正當理由時可拒絕前述調查或請求(商特法7)。

會計監事在執行職務時,發現董事在執行職務時有不正當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的重大事實時,應向監事報告(商特法8Ⅰ)。董事應于定期股東常會開會八周之前,向監事、會計監事提出有關財務報表和文件(商特法12)。會計監事應于受理前述文件之日起四周內向董事及監事提出監督報告書。監事對于會計監事的報告書,得請求其作出說明(商特法13)。監事應自受理前述監事報告之日起一周內,向董事提出自己的監督報告書,并將其副本送達會計監事,監事得以自己的監督方法或結果代替或補充會計監事的監督方法或結果。對于前述會計報表或文件是否合法或合乎章程,會計監事和監事意見不一致時,會計監事得出席定期股東常會,陳述其意見(商特法18)。上述監事會、監事、會計監事的關系,監事會享有會計監事的解任權及臨時會計監事任命權,以及監督事務決定權,但監事會不行使具體的監督職權,而且不得妨礙監事行使監督職權。而大股份公司的監督權主要屬于各監事,會計監事專門監督大公司的財務會計,實際上為監事執行財務監督提供幫助。

五、日本外部監事之運作與功能

日本《商法》中的外部監事制度是為保障監事監督的獨立性和客觀性而設計,所謂「外部監事」是指公司外部人充任的監事能夠獨立行使職權,就公司治理結構而言,日本外部監事制度與美國獨立董事制度頗有相似之處,二者皆強調與公司經營沒有直接關聯的外部力量監督。日本《商法》設立外部監事是賦予監事制度重要的職能:一則是監督董事業務的執行,一則是監督會計事務的運作。日本于1950年(昭和25年)對《商法》修改,引進美國董事會架構的一些制度,將原來監事的業務監督權賦予董事會,而監事只對公司會計事務進行監督。但實際上,監事往往缺乏會計專業知識,使得這樣制度出現問題,監事功能的發揮流于形式。此時日本大環境經濟又不景氣,公司財團紛紛倒閉,公司治理結構問題層出不窮,故重新思考監事對公司業務經營監督的必要性,1974年(昭和49年)《商法》修改,恢復監事對董事業務的監督權,并賦予監事出席董事會陳述意見權、董事違法行為制止權、對董事訴訟代表權、及各種訴訟的起訴權。《商法特例法》還規定大公司,除監事外還應設置專門由注冊會計師或會計法人擔任的會計監事。1993年(平成5年)《商法特例法》再修改,規定大公司須設有一人以上的外部監事,并將之法律制度化 ,參酌美國獨立董事制度之精神,對大公司引進外部監事制度,是對日本公司治理機關制度的一大變革。

日本于1993年(平成5年)修正《商法》時,引進外部監事制度,其原因之一,乃美國與日本為調整國際收支不平衡,解決彼此成為貿易障礙之問題,要求日本應就商法中五項問題加以檢討修正 :(一)改善公司帳簿閱覽之規定;(二)擴大公開公司部門有關利益及損失之信息;(三) 采用外部董事制度;(四)委托投票制度之自由化;(五) 簡速股東集體訴訟及派生訴訟。日本有鑒于其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機關制度之設計,與美國系采一元制之設計有別,對于美國提出引進「獨立董事」制度之要求,則采取「外部監事」制度以為因應。故日本于1993年(平成5年)之《商法》修正,即規定調降股東代表訴訟之訴訟費用及引進大公司外部監事制度,以落實「日美構造問題協議」所達成之結論。其原因之二,乃由于平成年間初期發生多起企業界與金融證券界之丑聞與不當經營事件,社會各界咸批評監事制度未能發揮其應有之監督功能,從而要求修改相關法令,以強化公司之監督體制。有鑒于此,1993年(平成5年)所修正之《商法》及《商法特例法》,就監事制度作成四點修正:(一)將監事之任期從二年延長為三年(商法273Ⅰ);(二)將大公司監事之人數調整為三人以上(商特法18Ⅰ);(三)對大公司引進外部監事制度(商特法18Ⅰ);(四)監事會之法律制度化(商特法18之2)。

日本更于2001年12月修改商事法律,明確「外部監事」之定義,修改前要求就任前五年內不是公司的相關者,修改后的法律取消五年的限制,對于監事的標準,更達到「純粹外部監事」的要求;同時規定過半數的監事必須是外部監事(商特法18Ⅰ),但這一點內容暫緩三年施行(附則1);還規定大中小公司的監事,其任期都是四年(商法273)。

(一)外部監事之適用

依據日本《商法特例法》第2條的規定,大股份有限公司才必須設立外部監事,即資本額五億日元以上或負債總額二百億日元以上的大公司,因為該公司涉及眾多股東,尤其是分散的中小股東,對其利益的保護,不僅是公司法的重要目的,亦是維護社會穩定秩序的需要,而且在大公司,股權高度分散化,中小股東很難充分行使監督董事經營決策的權力,因此需要外部監事特別加強公司內部的監督職能。

(二)外部監事之資格

依據日本《商法》就監事之資格,設有消極資格條件(商法254之2、280Ⅰ)及兼任禁止(商法267)之規定,股東會在此等資格限制范圍內選任監事 。但外部監事尚須依日本《商法特例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其立法理由即在保證外部監事履行監督的獨立性,即外部監事須未為公司或其子公司之董事、經理或其它職員。所謂「公司或子公司」,是指監事所在的公司,而子公司則適用日本《商法》第211條的規定,即一個公司持有其它公司已發行股份過半數,該公司即為被持有股份公司的母公司,被持有股份的公司就是該公司的子公司。所謂「其它職員」,是指與公司締結雇傭契約,為實現公司目的事業而從事必要業務之人,至于公司之法律顧問(由律師擔任),即與公司締結處理公司一定法律事務之委任契約而執行職務之人,自非公司之職員,故得擔任該公司之外部監事 ,但有學者認為縱然該律師未從事其它業務,而僅專門從事公司法律事務,在此種特殊情形下,仍然欠缺擔任外部監事之資格,亦有學者認為「其它職員」尚應包含以任何形式從公司獲得勞動報酬之人,而非限于登記雇傭合同之人,比如律師所取得的報酬是由公司董事會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制于董事會,很難保持其在監督董事會過程中的獨立地位。筆者以為保持外部監事之獨立性,應采從嚴解釋,只要與公司利益酬勞牽連關系,即不能充當該公司之外部監事。

(三)外部監事之產生

對于外部監事的產生,日本商法中并沒有明確規定與普通監事有何不同,依照日本《商法》規定,監事是由股東會選舉產生,若外部監事亦是由股東會以普通選舉方式選出,此立法上則有瑕疵,即外部監事仍然可能被少數大股東所左右支配。尤其這些大股東往往就是公司的經營者,而希望由大股東選舉產生的外部監事能夠客觀公正的監督,此種違反人性的立法設計,無異緣木求魚。故有學者建議,由公司以外中立、公正、客觀的第三人,例如證監會機構選任外部監事較妥,重點是「誰付薪資,誰就是老板,就聽誰的。」證監會此類機構是否有此預算,其薪資酬金的標準如何?又此公權力的介入有否違反公司自治的基本原則?學者建議,設立專門選派外部監事的中介機構,公司選擇一家這類的中介機構,再由該機構為公司派遣適格的外部監事,但操作起來可能成本過大。日本于2001年12月修改法律,針對此一問題作出調整,按修改后的《商特法》第18條第3款規定,在大公司董事向股東會提出監事人事議案時,須得監事會的同意,監事會根據決議,亦可要求董事提出監事人事議案。

(四)外部監事之人數

對于外部監事的人數,日本《商法》規定是大公司至少要有三名監事,其中包含一名以上的外部監事。該法并沒有要求外部監事人數在監事會中所占的比例,有學者認為維持現狀規定,因為日本《商法特例法》雖將大公司監事之部份權限移轉給監事會,但實質上仍維持監事的獨任制,故只有一名負責的外部監事,仍可獨挑大梁,中流砥柱;反對說學者認為如果監事會人數很多,而外部監事只有一名,很難保證外部監事在監事會中的獨立地位。多數學者傾向于認為,應該保證外部監事在監事會中至少占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因為外部監事是公司外部人士,很難立即直接獲得充分信息監督董事的經營業務,若有三分之一以上席位,較能發揮群策群力的智慧與經驗,對抗來自董事會或高階經營管理者的壓力;但亦有學者主張為平衡外部監事和內部監事的監督力量,應該要求外部監事在監事會中所占的比例為「過半數」;反對說學者卻認為雖然外部監事在立法機制有其制衡董事濫權舞弊之功能,但畢竟不是公司創造利潤之機構,萬一利未興,而弊又無,對于股東會,將如何交待其人多事少的高額薪資報酬?如何解釋其消耗公司支出成本的費用?筆者以為多次金融風暴實務案例顯示,每次大公司爆發舞弊,資本被掏空,投資大眾血本無歸,社會經濟秩序動蕩,所付出慘痛代價成本,絕非與外部監事區區人事資薪代理成本所能望項其背,故日本于 2001年11月修改法律,規定監事會過半數的監事必須是外部監事(商特法18Ⅰ)。

(五)外部監事之功能

外部監事制度之立法目的,主要是因為來自公司之內部監事,雖洞悉公司內部事務,且在信息收集和分析方面較為迅速確實,但其本身因受公司長年慣例或經營階層之影響,難以期待其本于客觀、公正與無私之立場,進行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故透過強制選任外部監事制度,期待本于獨立之地位,從客觀角度來監督公司之業務內容。外部監事作為監事會的成員,其職能大致與內部監事相同,其特殊性僅在于外部監事的監督更具有客觀性和獨立性,即監督經營者決策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包括監督決策的制定是否合法程序,監督決策的執行是否損害其它利害相關者的正當利益。尤其在實務中對決策正當性的監督,主要表現在于擁有對職工薪資與利潤分配等特定政策的批準權。

六、結論

日本公司監事會制度是發韌于公司之所有與經營分離的原則下,監事會代表公司所有權人(股東),監督公司經營者(董事會)業務執行,確保公司的營運健全與否;但是在經營者支配公司的特質里,監事會與董事會常有相同的命運,而無法發揮其應有的機制,即從經營者支配日本公司的現狀觀察,經營者不僅萎縮股東會之公司監控機能,同時亦矮化董事會與監事會的地位及其所扮演之角色。在實務上往往由公司的「經營者會議」或「常務董事會」等組織執掌公司的營運,決議公司經營方針與業務執行,而后經由董事會加以追認,董事會充其量僅不過是個橡皮圖章,因此董事會無法發揮自我監控的機制,終而形成經營者獨斷的局面。縱使在1993年(平成5年)導入美國「獨立董事」制度之精華而設立「外部監事」制度,為確保監督機能的獨立性,建立「以超然的立場,監督企業經營的有效措施」;然而從實務的運作觀之,仍然無法突破日本公司經營者支配公司的束縛,發揮監事會應有的機制 。

外部監事之立法目的,系在選任與公司業務執行居于獨立立場之監事,如與公司關系密切,則無法期待其能基于公平客觀立場行使監督權。然外部監事若與公司毫無關系,亦難期待其能熟稔公司業務,發現弊端;故監事資格規定必須嚴苛,只要于就任前,未為公司或其子公司之董事、經理人、或其它職員等,始得為該公司之外部監事。期望如此使公司業務之監督機制,能夠真正的發揮其功效。《商特法》對于外部監事之職務、權限及責任,并未與其它監事有不同之規定,其職權如同常駐監事(常勤監事),亦與其它監事平行并列。綜上所述,商特法期望由熟稔公司業務執行,卻又與公司利害關系維持一定距離,且不倚賴公司維持其生計之人,真正發揮監督功能。惟外部監事仍無法免于選任之問題 ,其獨立性究竟如何?成效如何?尚有待時間證明。不可諱言,日本監事會制度,發展至今,除繼受歐陸英美法系的制度外,還因屢屢修正國內企業內部弊病,而發展出自己特色,且其每次修正之處,確實亦是監事制度缺漏之處。為提升監督力量,可組成監事會;為避免監事與董事利益牽扯過深,可引進外部監事;為專業分工監督公司財務現時狀況,可設置具有專業能力的會計監事;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監事制度發展過程,值得借鏡與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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